文化什锦-余光中流沙河“重逢”-黄维梁

文化什锦\余光中流沙河“重逢”\黄维梁
流沙河先生十一月二十三日仙逝,要飞到天上的白玉楼,和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、李商隐、苏东坡、余光中这些蜀地诗人相见了。流沙河以诗名,是嘉名,也是恶名── 一九五〇时代他的《草木篇》遭到严峻的批评,篇中的白杨、梅花等都成为恶木恶花。经历过文革的风雨艰苦,流沙河取得平反,康复写诗,迎来他诗篇的第二春,这次赢得的都是嘉名了。  他写诗,也评诗。文章有起承转合,诗篇有跌宕抑扬;一九八〇时代后期开端,流沙河的文明之河,大大转弯,改而流向古典文学、古文字学、古代哲学的研讨和著作。《庄子现代版》、《诗经》等书,大受好评,大为热销。他的散文和书法,则风格秀雅,独树一帜;曾经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设馆卖字,翰墨有高价。成都一带的名胜,其匾额和楹联,以及书刊的姓名,许多都是他的墨宝。十一月下旬我又一次在成都开会、讲学,得到新鲜从印刷机滚出来的《华文文学谈论》第六辑(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),刊名即为他所题写。  我和流沙河先生知道,始于一九八〇时代,诗篇是桥梁;切当地说,余光中先生的诗篇是桥梁。因为刘济昆(已故)的引荐,流沙河在改革开放伊始,就关怀台湾的现代诗,阅览诸人的著作,并编撰谈论。他出版《台湾诗人十二家》,所论包含余光中、痖弦等人,所选诗以这两位最多,各有二十首;又推出《隔海说诗》一书,由十四篇文章组成,谈论余光中的占了六篇半。流沙河对余光中有偏心,对他最为推重。 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,与余光中所居地相隔两千公里,诗大大缩短了间隔。两人写诗赠答,有一个原因是蟋蟀叫声引起的乡愁,其间流沙河的诗《便是那一只蟋蟀》为内地中学语文教科书所选,读者极多。余氏诗文全球华人区域都有知音,内地老一辈的知音中,湘水之滨有李元洛,浣花溪畔有流沙河。流沙河一九八〇时代初读余光中的诗,感到轰动;读到《当我死时》、《飞将军》诸篇,想起孔子见老聃时所说:吾始见真龙!  流沙河在二〇〇四年宣布《昔年我读余光中》一文,这样写道:全国之诗浩如烟海可读的却很少;可读而又可讲的更少。余光中诗不光可读,且读之而津津乐道;不光可讲,且讲之而理直气壮。余诗之与众不同在此。流沙河讲余光中,讲上了瘾。有人请他讲,有请必到。千人讲座十次以上,每次至少讲两小时,振奋着魔,不能自制。这样的盛况,可谓一项纪录;在余光中的承受史上,应大书特书。  二〇一八年秋天,我在四川大学文新学院讲余光中的诗,谈到这样的盛况,在座许多年青的同学,觉得真难以想象。当年手抄诗集的豪举,在今日更是天府夜谭:八十时代有人向流沙河借了《余光中诗选》,熬了一个通宵,把整本诗集抄录了。在《昔年》一文中,流沙河引述他自己讲过的话:余光中的诗作儒雅风流,具有激烈的大中华认识。余光中光大了我国诗,他对得起他的姓名。  新诗从五四时期开端到现在,有一百年的前史。有许多人依然不能承受新诗,原因杂乱,其间一个是读不明白。许多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分行书写,固然不流畅难明。  余光中的诗可读可解,还可讲,且讲之而理直气壮;流沙河讲余诗,如此热情焚烧,其理在此。他品诗有得,宣布文章,后来在内地和香港出版,名为《余光中一百首》,对余诗简明扼要加以评点,其文字清隽生动,特性流露,自身即为上佳的散文。这本书的香港版由我主编,列为香江出版社(林振名掌管)的沙田文丛第七本,一九八九年头问世。余光中的诗,体裁繁富,情思深广,技巧高深,领一代之风流。流沙河于诗于文也卓有成就,现在隔海析诗,具见文人相亲、同胞互爱、英豪相重的风仪。两人都儒雅,饶有古风;我曾在杜甫草堂和流沙河先生喝茶,他有妙联述其怀古情调:新潮你喝拉罐水,保存我饮盖碗茶。  余光中一九七四至一九八五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,离港后两岸仍相隔不通;二余工书法,风格不同,但其往还的信札都高雅,可讽诵。两岸互通后,一九九六年余光中第一次赴成都讲学,与知音流沙河相见于诗圣的草堂,并摄影纪念。一九八〇时代流沙河修改《星星》诗刊,二余在《星星》相遇,他们志同道合相知三十多年,一九九六年头见后还有屡次团聚。二〇一七年秋余光中(生于一九二八年)仙逝,两年后流沙河(生于一九三一年)病故。二〇一七年流沙河有挽联曰:  我未越海前来,想泉下重逢,二友还能续旧话;  君已乘风远去,知天上久等,群仙也要读新诗。  已离凡尘,挽联悼诗没能写了;信任余光中在天上正要宣布对知音的欢迎词,在白玉楼头,共饮盖碗茶,畅论古今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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